av 动漫 赵捷民:回忆西南联大

发布日期:2024-09-28 13:20    点击次数: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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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是我国抗战技术一所驰名的高档学府,它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昆明兼并而成的。在抗日斗殴的繁重时期,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克服各样艰巨,对峙办学,发扬五四以来的民主传统,取得了惊东谈主的建立,引起了中外教育界的谨慎。1938年至1940年,我曾在西南联大历史顾忌书(“七七”事变前我是北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1940年我从联大毕业后,又在昆明教书,一直与西南联行家生有着计议和斗争,西南联大的旧事深深地印在我的总结里。当今我仅将自已所能回忆起来的东谈主和事写出来,为研究教育史的大家们提供点滴参考贵寓。由于时隔40多年,未免有空虚遗漏之处,望知者指正。

战时最高学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所有这个词这个词藻北陷于对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平津大学被动南撤。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先猬缩湖南长沙,并在那里兼并为所临时大学。尔后,随着战事发展,又于次年4月迁至云南昆明,并郑重建校,命名为西南集合大学。抗战到手,三校才辞别于1946年北返复校。西南联大履历了所有这个词这个词抗战时期,是其时举世驰名的最高学府。

由于西南联大是由三校兼并而成,故学校不设校长,而经受校委制,这是联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处所。所谓校委制,即是校务职责由原本三校校长主办,各校仍保持我方原有体系,教学诸事宜也辞别进行。三校校长中,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在校内职责,南开校长张伯苓因其时担任参政会议长,常住重庆并不如何参与校务。校委会之下,还有一个教学会,是清华原本经受处理校务的花样,由闻一多先生负责。教学会主要的任务是民主计议校内首要事宜,负责教学之间的计议,召麇集议等。联大文牍长是杨振声先生(原北大文体院代理院长),教务长是樊际昌先生(原北大教务长),樊辞职后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兼任,总务长姓沈,后因帐目不清,改由北大历史系教学郑天挺先生兼任。

联大共设五个学院,即文体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院长辞别为冯友兰先生(原清中文体院院长)、饶毓泰先生(原北大理学院院长)、钱瑞升先生(原北大法学院院长)、施嘉炀先生(原清华工学院院长)及黄钰生先生。联大虽设这五个学院,但骨子上三校原本的教学体制并莫得兼并,原校系仍是自行管制,学院里所设各系,亦然各校原有的系,各系的系主任也基本是原系主任。但除此之外,还有联大任命的系主任,统管三校交流的各系,他们辞别是:中文系为朱自清先生(原清华中文系主任),朱先生自后放假,由北大中文系代主任罗常培先生兼任;外文系为陈福天先生(原清华外文系主任);历史系为刘崇銶先生(原清华历史系主任),后刘先生放假,由清华教学雷海宗先生继任;教育系为陈雪屏先生(原北大教育系讲师);玄学系为汤用彤先生(原北大玄学系教学);物理系为吴有训先生(原清华物理系主任);化学系为曾昭抡先生(原北大化学系主任),曾先生放假后,由南开教学杨石先先生继任;地质系为孙云铸先生(原北地面质系主任);生物系为张景钺先生(原北大生物系主任);数学系为杨武之先生(驰名好意思籍中国粹者杨振宁之父);法律系为燕树棠先生(原北大法律系主任);政事系为蒲薛凤先生(原清华政事系主任);经济系为赵乃搏先生。工学院各系原属清华系统,其各系如土木匠程、电机、机械、航空等系主任,仍由原清华系主任担任。师范学院是自后诞生的,其各系主任由联大其他系主任兼任。

除院系之外,北大还设有文科和理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主任胡适及代理主任傅斯年从未到校,研究所主要有汤用彤先生郑天挺先生和罗常培先生等东谈主主办职责,另外聘有导师丁声树先生、李方桂先生、陈寅恪先生和何达先生4东谈主。此外还有2名助教,郁恬然先生和邓广铭先生。文科研究所有这个词三个学部,即中国文体部、历史学部、语言学部。理科研究所主任是施毓泰先生,也有三个学部,即数学部、物理学部、生物学部。这两个研究所招的研究生均为两年毕业,但在抗战技术的8年中仅招为数未几的研究生,主要如故因为斗殴所扰吧。

除以上所述之外,学校的一些主要职员也应说起,如校部文牍章川岛(鲁迅好友,原北大校长室文牍)、注册组主任薛德成(原北大注册组主任)、文牍组主任朱洪(原北大文牍组主任)管帐组主任沈肃文(原北大管帐组主任,其时年届花甲)、出书组主任李续组(原北大出书组主任)、藏书楼主任严文郁(原北大藏书楼主任)、体育组主任马约翰(原清华体育组主任)等。

联大的职员们有不少是大学毕业生,即使没上过大学,也往往具备某一方面的有益学问。当今我就先容一下我所了解的几位职员。

蒋梦麟校委,浙江东谈主,早年曾任北大教务长,后继蔡元培先生任校长。蒋先生其时50多岁,个子高高的,讲话深千里徐徐,很有仪态。蒋先生在北大提倡“解放研究”之学风。1936年秋天北大组织师生们游览景山,蒋校长曾在那里对师生们讲谈:“北大同学历来努力学习,又在‘解放研究’的习气下钻研学问,以后多有建立。有些同学在校时靠个东谈主奋发,‘言不虚发’,毕业后在各个单元亦如斯,也都有一定的收货。”我合计蒋校长讲的话很能阐发北大同学之学风。他曾一度任教育部长,对其时的教育轨制进行了一次变嫌,即取消大学预科,改办高中。其时是中学要上4岁首中,再考入大学上2年预科,之后才是本科4年。蒋校委的夫东谈主是陶曾谷女士,与蒋校委的情感很好,我常在联大校内见到她。

梅贻琦校委,原清华大学校长,曾留学好意思国。梅先生在清华时相比民主,校内首要事宜皆由教学会决定,故师生们都相比拥护他。梅先生生活习惯接近西方的生活方式,平时时穿西装,清华学生们也受其影响,穿西装的较多,语言时时中文加英文。梅先生平时不苟说笑,从不发本性。在联大时,他对学生讲话次数最多,其次才是蒋校委。解放后,梅先生和夫东谈主赶赴好意思国,梅先生当今照旧物化,其夫东谈主已回到故国。

张伯苓校委,原南开大学校长。他在联大仅是挂名校委,在重庆任参政会议长,一年也就去一次联大讲讲话。我听过他两次讲话,内容弥散交流,如“后生要好动,南开学生好动,出了不少东谈主才,都能演剧,象周恩来、曹禺都是好演员,曹禺还能写戏,《日出》、《雷雨》、《萧索》三部曲都是他写的”等等。其时北大和清华的同学都合计他有些荧惑南开的滋味。1940年暑假,学生会组织游艺晚会欢送毕业同学,我去进入了。此次游艺会骨子是三青团主办的,大会主席是政事系一位姓汪的同学,系三青聚合。他们请来了张伯苓校委讲话。他讲完话后,会场圭表大乱,幕布被东谈主拉开,电灯也倏得灭火,于是三青聚合们大呼:“这是共产党侵略!”一位北大外文系女学生刘卡兰随即站起来高声谴责:“说共产党侵略有何字据?”三青聚合们又大呼:“揍她!揍她!”但并莫得脱手。后回电灯亮了,张校委很纯粹地讲话,说:“不要闹,我在参政会什么都见过,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代表,我和他联系是很好的!”这么游艺会才拼凑进行下去。解放后张校委却未职责,不久物化,报载“教育家张伯苓灭一火”。张伯苓的女儿张锡嘏是遨游员,在抗战时驾机冲向日本“出云号”艨艟,壮烈放纵。

沈仲章,浙江东谈主,北大文体院助理,在北大驻香港工作处职责。沈先生在北大玄学系、外文系、研究所读过8年书,到香港后又在香港大学听法文课,可谓是两脚书橱了。1938年秋,我去昆明复学路经香港,曾请他给法国大使馆写信匡助计议途经越南的护照,他越过热忧地答理了,使我很到手地拿到护照。其时沈先生照旧30多岁了,仍在束缚学习,真令我钦佩。

包乾元,在北大事务组并兼联大的职员。他是北大外语系毕业生,法文进度很好,时时在报刊上发表我方翻译的法国文体作品。在北大,象包先生这么的北大毕业生当一般职员的不少。

薛德成,联大注册组主任,工作很干练。每到开学之时,他便越过之忙,好多手续都要到他那里去办。他平时在师大还教课,讲教育学。

吴广元在联地面质系画地质图和矿石图,兼支撑地质材料。吴先生所画的地质图和矿石图十分传神细密。此外,他还会画国画,我曾向他学过画。

以上例举的几位职员固然未几,但也可看出联大的职员东谈主材济济。

联大在昆明的8年,所招收的学生并不算多,测度有2000多名毕业生。原先三校未猬缩前的学生,有不少投笔投军,奔赴抗日前哨,有的到了延安,进入了八路军。还有一部分学生随学校波折长沙昆明,不息学业。有的学生在“七七”事变前夜回到家乡,联大在昆明诞生后,又找到学校复学。联大的学生们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仍是相比严格的,千般轨制也未因斗殴而废弛,因此,许多学生自后成为有名的学者大家。

教学们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诸大学的教学们,多随学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他们的音容笑脸、音容笑脸都给我留住了很深的印象,现就我总结所及辞别谈谈他们。

朱自清教学,是国内很有名气的散文家,其时在中文系讲“中国文体月旦史”。我上中学时就读过他的散文《背影》,对他是很尊崇的。朱先生在联大学生们中的威信很高,巧合学牛们高睨大谈,一见他走近,声息天然就放低了,以示对朱先生的尊重。他对学生们极和睦安分,上课时讲过一个题目后便问学生:“你们有什么意见?”于是同学们热烈发言。关于同学们勇于发表自已的见地,朱先生老是说:“好!好!有一定道理。”比起他所擅长的散文来说,他讲中国文艺月旦史稍逊些,但同学们仍公认为他为名作者,巨擘教学。

冯友兰教学,是驰名于世的学者,其时任清中文体院院长兼联大文体院院长。他所开的课是“中国玄学史”。冯先生留有长须,神话他曾暗示抗战不到手,就不剃须。他授课时,只让同学们读他我方所著的《中国玄学史》一书,从不先容看别的参考书。讲完两节课后,他让同学们建议问题,然后逐个解答。我牢记他对先秦诸子有较深的研究和私有的见地。举例,他说《孟子》上讲:“孔子作《春秋》”,“作”字应当“讲”字解释,即是孔子讲过春秋。牢记有一次下课后,咱们问他:“冯先生,当代中国玄学家都有谁呢?”他笑着说:“那就得你们说了。”他自信当之无愧。他还常说:“治浊世,用峻法。”他也主张严守校规,在一次校务会议上,他建议有的教学不按课程表上课,应该校正。自后该教学剿袭了这个意见。1938年12月9日,联大顾忌“一二·九”学生涌现,学生们组织了神气研究会,请冯先生演讲。他说:“‘一二·九’学生涌现是空前的,亦然绝后的,以后不重逢发生学生涌现了。”他以为国共合作抗日了,便对国民党政府抱有一定的幻想。但自后事实很快就证明他的说法并不对。

杨振声教学,是“五四”期间的作者,那时胡适任北大文体院院长兼中文系教学,讲“当代文艺”。我莫得选他的课,不外巧合也去听。杨先生授课不紧不慢,很有节律,时时讲些文学界轶闻,颇有道理。一次,他讲:“我和郁达夫一天夜间在北平中猴子园,四周越过静,忽然咱们仿佛听到了妇女的哭声,达夫就说是可怜的宫女幽灵在夜哭了。这阐发达夫是很痛惜妇女,又极有遐想力的。”他还讲过:“鲁迅先生(是他的浑厚)短篇演义十分出色,然则自后专写短文骂东谈主,奢华了不少文字。”课后同学们驳倒这句话,认为他说的后半句是空虚的,存有偏见。杨先生是位爱戴后生的忠厚父老,普通改变学生们的作品,关于不练习的作品也常加饱读励携带。

郑天挺教学,原是北大文牍长兼中文系教学。学校南迁后,他改任历史系教学,开“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课,自后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灭一火后,他就专研究明清史了。郑先生授课口齿明晰流通,同学们很爱听。我的毕业论文是在郑先生携带下完成的,题目是《柳宗元的政当事人张》。郑先生很关注学生。在联大时,咱们三个同学生活很艰巨,请他证明领助学金,他清静答理了。有一次看见我还说;“现时助学金批不下来,你先从我这里拿些钱用吧!”于是他给了我几元钱。郑先生关于穷困学生的关注匡助,令我感到十分和气。以后,我从联大毕业后,常因研究旧体诗去请问他,他也就不厌其烦地携带我。

罗常培先生,是满族东谈主,驰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及音韵大家,在联大任中文系主任。罗先生为东谈主爽快刚强,教学们称他“罗文直公”,意即指他语言工作直来直入,不顾及旁东谈主。他常说我方专搞学问,不进入政事斗争。他青睐师谈庄严,常因小事训斥学生,学生们对他气焰万丈,还给他起了一个诨名“主座”。有一次罗先生迎面月旦我在昆明《朝报》上发表的《虎口出险记》一花枝招展甚其实。自后我又在该报发表《学东谈主故事》,他知谈后愤怒,写信申斥我谈:“兄为‘多产作者’,但研究学问未多努力;‘学东谈主故事’应罢手,因诸先生已有烦言。”此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张荫麟教学,原清华历史系教学,是宋史大家。他中等身体,神话是清华毕业后赴好意思留学生,但他一稔朴素,身穿长袍,生活上并不厚爱。他的住处屋里到处是书,仅有一条窄窄的过谈可以过东谈主。张先生博览群书,教学们认为他是个有才华的史学家,可惜几年后他即病逝了,才40岁阁下,仅留住一部《中国上古史纲》,颇多新的见地。他授课引经据典,材料十分丰富,但速率较快,以至有些同学合计“乱”。他对岳飞评价不高,同意吕念念勉在《口语本国史》中说岳飞是“军阀”的不雅点。检修时,他出的题是“论岳飞”,让咱们参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我是不同意吕念念勉的不雅点的,在著作中批驳了吕的论调。交卷后,自以为与张先生的不雅点不对,分数高不了。截止却是出乎预感,分数并不低。这阐发张先生治学气派是客不雅的,并不以我方之见来狂放责难别东谈主。

赵乃搏先生,原是北大经济系主任兼教学,他开了一门各校都莫得的课,即“社会主义史”,我曾选修这门课。课程分两部分讲,先讲半年欲望社会主义,再讲半年科学社会主义。我从这门课中获益不浅,对马克念念主义有了初步意志。赵先生还给学生们讲了《成本论》。这些在其时都是很珍惜的。赵先生对学生也较为优容,从不指责学生,检修时,分数打得也宽。因此,除经济系学生选他的课外,其他各系学生也有不少选这门课,平时听课的学生相等多。赵先生曾留学好意思国,在好意思念书技术即出书了有价值的经济论著,很受好意思国粹术界青睐。学生们都认为他是个忠厚父老,又是个阔气学者,很尊重他。

皮名举教学,原在北大历史系任教,在联大讲“世界当代史”。皮先生是清末经学家皮锡瑞之孙,也曾留学好意思国。我在北大曾听他讲泰西十九世纪史,说一口湖南口音国语,上课时在黑板上只写英文。他备课很下功夫,巧合还穿插讲些神气,同学们很爱听他的课。他驳倒斯大林说;“斯大林不主张世界改进,托洛斯基才是主张世界改进的。”同学们合计他讲得这句话有偏见。其时一个刊物上还称皮为“托派”。他也讲些学术界家数之争,说:“中央研究院是“北大派’,中法研究院是‘中法派’;商务印书馆出书《辞源》,中华书局就出《辞海》;商务出《东方杂志》,中华就出《新中华》……”又说:“北大、清华入学检修是严格的,但入学后北大敕令‘解放研究’,我看是‘解放而不研究’。”皮先生这话引起了北大学生的动怒,在一次迎新会上,主办会议的同学月旦说:“有的教学说北大学生‘解放而不研究’,是亳无根据的瞎掰!”其时皮先生也在座,显得十分尴尬,自后他就脱离北大了。皮先生其时只发达刘崇铉先生一东谈主为中国世界史大家,认为别东谈主都未入流。

闻一多教学,原清华名教学在联大讲“楚辞”和“唐诗”,闻先生留着长须,身穿长衫,行动萧洒,很有仪态。我曾听过他讲的唐诗,讲得很细密深刻,但有些偏于验证,可仍能嗅觉到闻先生对唐诗造诣相等高。闻先生如故驰名诗东谈主,爱国者。在抗战后期,闻先生目睹国民党政府日益败北,疾苦疾首。一次昆明北教场的驻军请他去讲演,他在临了齐备时说:“中国的前途,唯有一条路,就是改进!改进!”一时全场官兵大为吃惊。自后,闻先生为昆明民主同盟的负责东谈主,普通进入麇集发献技说,反对蒋政府的独裁总揽,不幸被国民党密探暗杀。

闻家驷教学,是闻一多先生的胞弟,北大法语系任教,亦然一位栽培教学。

张奚若教学,在清华政事系开“政事学”课。张先生主张严格要求知生,看不惯北大学生解下学习的法子。有一位北大同学张某,上课巧合到,巧合不到,张先生认为他去闲荡去了。骨子北大学生的习惯是时时我方到藏书楼去自修。检修的时候,张先生本以为这位学生不会考好,岂知打开卷子一看,是全班答卷中最佳的。张先生自后瞻仰地说:“张某学生,我本想给他不足格,但他的答卷满好,分数最高。”

罗庸教学,字庸中,北大中文系教学,比罗常培先生岁数小些,东谈主称“小罗”,罗常培先生为“大罗”,二东谈主联系极好。罗庸先生训诫“隋唐五代文体史”,我曾学过一年。罗先生讲得明晰而有档次,板书广泛,十分易记条记。他对学生很负牵涉,搜检学生条记本,不对适的处所仔细用红笔改正。这在大学中是十分迥殊的。罗先生发达孔子、韩愈,颇有儒生仪态,行动规定,柔顺有礼,学生们亦很垂青他。联大校歌为罗先生所创作的,牢记歌词轻率是:“大大小小,差别了五朝宫阙,暂容身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终当雪……还燕阙。”(歌词总结不太清了)这首歌曲调壮烈苦楚,临了线路了誓雪国耻,修起失地,重还故都的决心。1950年罗先生在重庆北碚病逝。

燕树棠教学,在北大法律系任教。我莫得听过他的课,但牢记他在1940年北大毕业同学会上的讲话。他说;“北大这个学校举世驰名。咱们在北大教书,不管环境何等繁重,生活何等艰巨也不肯离开。在张作霖总揽北京时,教学们拿不到酬金,买不起肉吃,5天才能买一次豆腐,就这么也不去别处营生。北大学术空气浓厚,是能够认真作学问的处所。北大的师生莫得升官发家的念念想……”其实,自后事实证明并非如斯,也出现了一些宦场东谈主物。国民党政府曾委任燕先生为立法委员,但他一直莫得履新,也不睬睬。自后曾见报载一条消息:“立法委员燕树棠,久不到职,着即辞退。”燕先生处之恬然,全然不放在心上。燕先生对蒋介石抱有一定的好感,认为蒋介石并非不想为国为民办功德,是他部下的官僚太坏,将国度搞糟了。

沈从文教学,是有名的作者,由杨振声教学先容到联大教书,在中文系讲“当代文艺”。我在中学时即知谈沈先生,那时《演义月报》简直每期都有他的著作。中学浑厚还给咱们先容过他的履历:当过兵,后同丁玲、胡也频同住北大隔邻汉园公寓中,并在北大旁听。他同胡适联系甚好,其夫东谈主等于胡适先容的。沈先生授课时声息太小,我听了两节就不去了。沈先生如故联大教学主办的《本日驳倒》刊物的文艺裁剪。

邵循正教学,在清华历史系教中国近代史。邵先生教书偏重异邦史料,以《中华帝国的国际联系》(原文本)为主要教科书,上课时多写英文,以致把清朝总理衙门及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的名字也写成英文。他授课时曾说过“清朝的坚硬派李鸿章中了洋毒”,有的同学课下驳倒邵授课也“中了洋毒”了。邵先生十分青睐检修,普通对学生进行小考,就象同学们都是中学生似的,检修内容往往是需死记硬背的东西。考过之后,发下试卷让同学们看,还停课两小时,说是检修太垂死了,应当休息一下。

马约翰教学,原在清华体育系,在联大仍教体育。马先生体魄很好,十分精神,平时总穿沉寂西装,从来没见他穿过棉衣。他平时不大说国语,总说英语,上体育课时喊口令,亦然“One(一)!Two(二)!……”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若学生莫得掌持手段,或是旷课,检修就给不足格。神话在清华时,玄学系的学生李长之(后成为作者),只因体育旷课,马老两年给他不足格,李因此留级两年。马老毕业于好意思国春田体育学校,确是体育行家。民国元年《东方杂志》曾载,在远东涌现会上,马约瀚获100码第又名。在旧中国举办的宇宙涌现会上,他老是被聘为总裁判。解放后,党和东谈主民尊他为体育界老前辈,在体育界担任要职。

潘光旦教学,原清华教务长,在社会系任教,同期是一位优生学大家。潘先生是一条腿的残疾东谈主,但越过乐不雅活跃,每天都可以在联大看见他架着双拐、叼着烟斗来去。我听过他在联大领路优生学,牢记他说“灵敏的父母,必生忽闪颖悟的儿女”,并举了不少历史东谈主物来证明这少许。其时咱们合计有一定道理。但是他讲:“在斗殴中,灵敏的士兵往往能规避子弹,不被打死,愚笨的士兵往往被打死。”使咱们合计难于剿袭,难谈为国为民去作战放纵的士兵们都是愚笨的吗?而偷活怕死荣幸活下来的又都是灵敏的吗?咱们认为他有些不雅点失之偏颇。

陈寅恪教学,原清中文科研究所导师,在联大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陈先生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念书,邃晓数国语言,尤精梵文,是隋唐史大家。陈先生学问阔气,在联大讲的课有“隋唐史”、“隋唐史研究”、“佛典翻译文体”、“白居易”等,另外对中文、印度文体也有很高造诣。但是听他课的东谈主并不好多,唯有一二十东谈主,大要是因为他讲得太长的起因。我牢记清华有两个助教陶光和丁则良,是随着旁听的。我曾听陈先生讲隋唐史和佛典翻译文体。他上课时只拿一部精装《资治通鉴》,不先容其他参考书。陈先生神态清癯,身体较弱,每次上课前先由陶光助教将窗户关上,然后再坐下来授课。即使是板书,他也不站起来,回头就写,黑板也不擦,以至字与字都重复着,学生记条记很感艰巨。他授课不大系统,巧合由隋唐史计议到印度释教,他讲过:“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荒淫的昏君,但印度对他评价很高,因为他信释教。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评价也不高,但也因其信佛,印度对她的评价甚高。”他似乎不大青睐检修,学年终了,他出了一谈题为“论唐太宗的行状”,并笑嘻嘻地说:“此题好答,看过《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的会答;上课预防听讲的会答;没预防听讲,牢记中学历史讲义上内容的也能答;弥散莫得听我讲,只看过《隋唐演义》这本书的也能答上来,”这番话确使东谈主有些困惑。陈先生名望很高,被称为“国粹行家”,但他的一稔却很奇特,戴一顶瓜皮帽,穿着长袍马褂,足穿一对布鞋,不象学者,倒象个闻东谈主。

刘文典教学,字叔雅,原在北大任教,后到清华。他是《庄子》大家,在联打开两门课,一门为《庄子》,一门为温庭筠、李商隐的诗,听课学生甚多。刘先生喜留长发,不修仪容,上课时吸烟很凶,一支接一支,与其他教学颇不同。刘先生课讲得好,头头是谈,档次明晰。神话北伐时他在安徽大学当校长,其时安徽大学学生和安庆女子师范闹矛盾,刚巧蒋介石率部队到安庆,蒋把刘先生叫去,拍桌子训斥他说:“你这个校长是如何当的?”刘先生很不屈气,不客气地说:“你是个新军阀!”蒋一怒之下竞打了刘两个耳光,刘愤而辞职。但也因此,他在学生们中颇有权威。刘先生在北大、清华中亦然很有名望的,与陈寅恪先生皆名。

此外,联大也有外籍教学,如噶邦福教学,俄国东谈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学。早年曾在俄国部队中担任炮兵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黑海与英军作战时震聋了耳朵。在联大,他教“泰西上古史”、“希腊罗马史”、“世界斗殴史”。我曾跟他学过“世界斗殴史”。他授课内容丰富,眷顾不舍,不外是讲英语,时时带有俄语的卷舌音。他不大发表对时局的倡导,只是曾说过中国改进“象十月改进前夜”。他夷易近东谈主,看见学生老是先打呼唤,平时时与夫东谈主(俄国东谈主)及小女儿(十一二岁)在学校中散步,小女几会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另一个是燕卜逊,英国诗东谈主,原牛津大学讲师,在北大外文系任副教学,在联大教“英国诗”。我莫得听过他的课,但能时时看见他。他的外在很松开,有一种诗东谈主仪态,平时爱喝酒,常背着酒瓶在校园里溜达。下雨了,他撑着一把不可遮雨的破伞,依旧泄气自得地在雨中散步。他曾在目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有一次检修,一个学生因检修不足格,在他门前剖腹自戕了,使他越过邪恶,辞职到了中国。在中国他常讲:“东方学生不得了,考不足格就要自戕!”于是,即使是学习不好的学生,他也没给过不足格。

联大还有许多教学,亦然很有名望和建立的,如吴晗、曾昭抡、沈有鼎、向达、冯景兰(冯友兰之弟)、叶公超、王力、陈岱孙、冯至、魏立功、傅锡永、姚从吾、陈雪屏、唐兰、饶毓泰、汤用彤、朱物华、华罗庚、罗文干、杨石先、孟昭英、刘仙洲等等,由于斗争少,了解未几,就不逐个赘述了。我其时当作联大的学生,亲目睹到这些教学们,在抗战技术极其繁重的条款下,对峙办学,全心教育培养后代,况且不打算个东谈主名利报答,给我留住了终身铭记的印象。于今想起,还令我感想不已。因我其时不可能全面了解他们在教育学术上的建立,对他们的为东谈主也仅知其外相,上文所记叙的只是我耳闻目染的一些琐事,仅聊表对先生们的悼念。

学生们

(一)学习

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与抗战前略有不同。由于三校皆是宇宙名牌大学,教育质地较高,录取时是很严格的,而且弥散是凭学习收货录取。中学生以考入这三校为行运。北平最佳的中学师大附中及市四中,升学报考的学校当先是北大和清华。几年报考不被录取的学生大有东谈主在。北大中文系主任马文藻的女儿曾报考两年北大才被录取;胡适的女儿收货不对格,也未被录取。其时并不闻有走后门之事,故三校中的学生都是凭真才实学考入的。三校在昆明兼并成联大后,由于受斗殴影响,中学生水平缩小,录取便不那么严格了,名东谈主及政府要东谈主子女也多了起来,如覃振、杨森、龙云等东谈主的子女。天然在抗战前,北大诸校也有要东谈主子女,如其时北平财印局长的女儿是考入清华后又转到北大的,我与他同班。牢记有一次历史系考“中国近代酬酢史”,教学出了六个大题,两个小时之内难以答完,许多同学都莫得答完,但是他不但答结束,而且得分颇高。平时此东谈主学习收货也好。肖似的情况也还有一些。联大这些学生情况复杂一些,有相比好的,如云贵监察史李根源之子李希泌,一直是学习收货很好的学生;还有程潜的女儿程博洪,是经济系学生,学习努力,念念想栽培。但象杨森的女儿,在校学习平平,毕业后却不干什么职责,整天打扮得如花繁花,自后嫁给蒋介石外甥了。

推特 文爱

联大多数学生受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风和传统的影响,学惯勤奋,认真研究学问,不少东谈主自后取得了很好的建立,成为举世驰名的科学家及各方面的大家,如诺贝尔奖金获取者、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谈,化学家唐敖庆,语言学家傅懋勣,文体史方面大家吴晓铃,释教方面大家任继愈,女地质学家郝诒纯,民国史大家孙念念白,曾任北大教学的汪篯,南开大学教学杨志玖,名作者汪增棋,南京大学教学赵瑞蕻等等,还有许多,就不逐个例举了。

联大有着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传统的精采学风,尽管处于战乱年代,学生们仍能刻苦学习,钻研学问,在学校的藏书楼内时时济济一堂;在课堂上,学生们能认真听教学授课。这些后生学生固然莫得向前哨杀敌救国,但深信学有才气一样能够报効故国,中国要庞杂起来,唯有在各方面赶上先进国度,而这些是需要学问的。抱有这么的信念,多数同学学习格外努力,有些东谈主在学校时便有所建立。历史系学生王玉哲,在大学一年级就写出了《晋文公重耳考》,颇受到教学们的好评,自后也成为历史学家,有益研究中国上古史。唐敖庆当年在化学顾忌书时,我曾与他同住一室,此东谈主很千里静,善于念念索,十分勤奋,收货是很好的。中文系学生汪增祺、范宁,历史系学生流金(程应镠)、方令贵等,在校时就写出一些很有重量的演义,在《大公报》的文艺版上发表。郝诒纯在联地面质系学习时,十分刻苦,曾和男东谈主一样跋山涉川,窥伺了故国的地形地貌四山五岳自后成为女地质学家。联大学生在学习时也预防探讨研究吸取国外的一些新的遵循。清华数学系学生钟开莱,勤于攻读,20余岁已两鬓花白。有一次数学检修,他不足格,便拿着一册德国数学杂志去找教学,原本他是按德国这本杂志先容的法子解题的,教学给他改成最高分。我的河北同乡、外文系学生陈祖文,英语造诣很深,课余之时,手不离英国文体作品。他英语发音准确,常月旦他父亲(其父是中学英语浑厚):“老东谈主家发音太老了,如故往日的‘洋泾浜’味的”。陈除学英语之外,还常写些演义在各报刊发表。张仁仲是法律系学生,但在外语和新闻学方面也都有涉猎,况且收货都很可以,在校时便能与异邦东谈主平直交谈,并在报刊上发表著作。毕业后,他在重庆《中央日报》担任外事记者。

联大学生除在校内念书外,还普通到昆明的各书店去看书。其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栽培书店不少,时时挤满了联大学生。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能见到毛主席的《论经久战》、艾念念奇的《大家玄学》等竹素。学生们在课余之时,信步走到书店,可狂放浏览翻阅,书架上往往摆满了宇宙各地的出书物、杂志。到书店看书,可以补充课堂学问之不足,轩敞眼界。一般学生经济不宽裕,买不起书,是以一到书店后就容身不走,往往能在那里看上三、四小时。去书店看书,是学生们学习必不可少的内容,也大有裨益。我那时也常到书店去,在生活书店,还常看到李公朴和张一麐先生。但不幸的是“皖南事变”以后,昆明许多栽培书店被动关闭了,栽培竹素也被封存,在一定进度上影响了学生们看书学习。依旧开着的书店,也莫得往昔那般兴旺的景况了。

(二)民主传统

联大剿袭了三所大学“五四”以来的反封建传统,民主空气颇浓,多数学生念念想都是相比栽培的,在学习之余,关注神气,组织栽培团体,举办壁报,月旦国民党的败北,并曾发动过很有影响的学生涌现。西南联大其时有“民主堡垒”之好意思名。

联猛栽培学生团体,应当首推“群社”,其组织者为中文系学生董葆先、玄学系学生莫家鼎,他们依期出刊《群声》壁报,领有繁密读者。他们曾对河北民军张荫梧在河北与共产党制造摩擦、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等大事发表驳倒,反对国民党政府制造国共矛盾摩擦,主张国共融合抗日到底。《群声》还常发表演义、散文、诗歌,都是宣传反封建、反倒退、反法西斯的内容,曾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经济系学生程博洪(程潜之子)等东谈主组织了“神气研究会”,举办《腊月》壁报,每周出一次,内容亦然栽培的,能诱导住好多学生。他们办报也很民主,每周换一次主编。我的同乡好友郭树东谈主(经济系),曾任过主编。郭念念想栽培,学习也好,毕业后分派到昆明农业银行。有一次银行中一位陶冶生出身、靠奉承上级升为主任的东谈主,对他颠倒地大加申斥,郭感到是受到东谈主格侮辱,忍无可恶,辞职而去。从这件事可看出联大学生受民主解放空气票陶,不宁肯受辱的气质。我曾给《腊月》投稿,题为《教学应进入军训》,被发表了。该壁报在联大也有影响。

我同几个同学曾主办《学风》壁报,不依期出刊,提倡北大的解放研究之学风,不拘学术不雅点,但凡正正派当的著作都可发表;还发表文艺作品、文艺驳倒、教与学之得失及学习法子等著作。咱们还对神气进行驳倒。“皖南事变”后,咱们在壁报上指出,国民党部队上官云相部打击新四军,破裂抗战,破裂国共合作,是不可海涵的罪戾。反动学生看了,在壁报上批字“共产党的尾巴!”足见壁报颠簸了一些东谈主。

牢记常给《学风》投稿的外文系学生周正仪,既有文华又有口才,是一个栽培学生。有一次,数千名师生听国际局势呈报会,由一位姓钱的先生讲,其中有些不雅点颇成问题,如讲“中国抗战十二分艰巨”之语,其时周正仪听了随即建议谴责:“当今宇宙致抗日,你说抗战十二分艰巨,事实在何处?这么宣传是否有助于折服?是否会分解宇宙东谈主民抗战到底的信心?请你呈报!”使得演讲东谈主面红过耳,支粗放吾,什么也说不上来。周在联大毕业后,在云南省昆华中学任教,那是云南省最大的一所中学,有学生1000余东谈主。有一天。周正仪正在授课,教育部长程天放去听课。程听了几句,即就地制止周说:“你别讲了!你这种教学法可怕!”一个教育部长在课堂上申斥浑厚,给浑厚难堪,只怕这是古今中外迥殊事的!周不愧为“民主堡垒”联大的毕业生,其时把书往桌子上一摔,不客气地说:“你们当官的只会吃喝玩乐,懂得教育的骨子吗?懂得教育法子吗?你的说法我不剿袭!”程满以为我方在这里可以耍耍雄风,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连连说:“别说了!别说了!”狼狈退出教室。象周正仪及前边提到的郭树东谈主这么念念想栽培、为东谈主正大、不怕恶势力、勇于斗争的学生,联大颇有不少。

除了上述栽培壁报外,联大也有反动壁报《后生壁报》,由学校“三青团”主办,为国民党政府和“三青团”荧惑,对“皖南事变”真象进行含糊,说此次事变是新四军挑起的,同《群声》壁报唱对台戏,打笔枪纸弹。他们的不雅点既站不住脚,文笔又愚顽,内容缺乏,并莫得什么读者。其时唯有少数头脑浮浅、醉心于升官发家、平时也毋庸功的学生才进入他们的行为。

还有一个学生叫何善周的,也给我留住了深刻印象。他是联大历史系学生,原北大旧生。此东谈主素来敢说敢作念。1936年冬天,北大三院大会堂召开“西安事变”辨论会,会上学陌生为两派,争论很犀利。何的发言最引东谈主预防,他先高声说:“张学良往日是什么东西?对日本搞折服主义。”于是反动学生大事饱读掌。谁知他话头一溜又说:“但是东谈主是可以滚动的,当今张学良变好了,他指令的东北军将强抗日,是值得称谈细方针。”于是栽培学生饱读掌,反动学生顿口尴尬。自后,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暗害,在料理他的凶事时,联大一些东谈主在血流漂杵下病弱怕事,不敢抛头出头,何善周(其时毕业在联大任助教)不避危急,挺身而出去料理,使闻先生的遗体得以安葬。何善周的当作,得到了广行家生的称谈。

联大既然有相等数目的栽培学生,并有一定的行为能量,天然要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预防。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对大后方共产党和栽培力量的糟蹋,并派密探到联大抓东谈主,约有100余东谈主被列入黑名单。后因实时得到消息,校内计议东谈主员或是猬缩,或是逃匿起来。我的同乡郭树东谈主也上了黑名单,也曾在我那里(其时我在昆华中学任教)规避。还有一些学生逃离昆明,以至自后也未能复学。

1941年冬天,太平洋斗殴爆发,香港行将消一火,国民党高官要东谈主纷繁将自已在香港的财产转运内地,更有甚者是孔样熙的二姑娘果然用飞机将其爱犬空运重庆。在重庆,栽培教学马寅初先生也因反孔被逮捕。“四大眷属”的陈旧,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联大学生的义愤,他们围聚起来,走上昆明市街头,游行请愿,高喊:“打倒孔祥熙”等标语。在学校内,墙上出现了千般各样的标语标语、声明,注销了揭露国民党政府反动陈旧的壁报。联大学生的举动一时震动了昆明市,惊动了国民党政府,在血流漂杵中树起了民主栽培的旌旗。

1945年年底,我在贵阳市教书,并任贵州省西南联大同学会理事。一天,从西南联大来了三个学生,他们向咱们呈报了在联大发生的一件令东谈主畏怯的惨案,即“一二·二”惨案。事情历程是这么的:抗战到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订立了《双十协定》,中国东谈主民历程八年抗日斗殴,以为从此便可过和平稳固的生活,哪知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即下令紧迫解放区,发动了内战。对此,宇宙各界东谈主士无比义愤,纷繁组织起来反对内战。西南联大的栽培师生与云南大学、英语专业学校等校师生决定举行麇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1945年11月25日,各校师生6000东谈主在联大新校舍召开了大会,由费孝通、闻一多等教学讲演,先容国际国内的神气,指放洋民党发动内战的反动性。会场上,束缚有密探进行侵略,继而又有大都部队包围会场,并在会场上空用枪炮交汇成火力网,对师生们进行恫吓。但是裕如“五四”改进传统的师生们不睬睬他们,仍然把大会开完。第二天,《中央日报》发表消息,果然诬陷进入会议的师生们为“匪徒”。联大学生愁眉不展,决定合座罢课,同期,昆明各校也都初始了罢课,并诞生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委员会”。罢课委员会发表了罢课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罢手内战,切实保险东谈主民的言论、麇集、东谈主身之解放,并要求《中央日报》改正诬陷之词,共建议八条要求。昆明学生的罢课气势,使国民党政府极为着急,他们有权谋地对学生初始了弹压和屠杀。12月2日,昆明的国民党密探直扑联大、云大等学校,打死联行家院的李鲁连等2东谈主,还有昆华工业学校的1名学生,以及南菁中学的1位教学,并打伤多东谈主。这血腥弹压激愤了宇宙东谈主民,各地纷繁回电暗示声援,同期联大派出学生到各地去呈报事实历程,求得缓助。咱们听了之后,深为敌对,立即决定在《贵州日报》发表声授消息。我随即写了稿件送到报社,但总编却暗示要“慎重”,于是我又拿到了《大刚报》,该报刊登出来。在这以后,咱们又组织了募捐,捐钱给“一二·二”事件中罹难的师生,交由联大同学带且归。

联大在抗战技术还有不少值得称谈的事件,确切阐扬了“民主堡垒”的战斗作用。由于我离开联大较早,上述只是一些片段长途。

(三)丰富的课余生活

联大学生们平时的课余生活是很丰富、活跃的。在垂死的学习之余,普通开展各样行为,如举行球赛,诞生剧团,举办讲演会等,有的时候还组织远足。

我牢记1939年元旦,举行过三大学篮球赛。其时南开大学篮球队是最有名气的,当年还曾进入远东涌现会。而清华、北大辞别擅长的是足球和网球,因到昆光辉莫得景色,这两项涌现均已罢手。篮球赛的截止是南开大学取胜。在赛球时,两边都有啦啦队饱读劲,气愤十分热烈。当清华、南开交锋时,清华经济系的教学戴世光也上场了。戴先生原本是清华校队,后因年龄大退出了。他上场,清华啦啦队就喊上了:“不要慌,不要忙,清华来了戴世光!”戴先生戴着眼镜,穿着衬衣,精神抖擞走进景色。在一群精神快活般的小伙子们中间,他毕竟力不从心,未几久便被换下场。在北大和南开赛球时,北大学生自知难以取胜,便无东谈主组织啦啦队。但有一位姓周的同学却不甘寂莫,他在球场边高声喊谈:“北大就我一东谈主的啦啦队!”却也对北大球队起到了饱读舞士气的作用,输得并不十分惨。巧合联大校队也与外校进行比赛,如航校,但往往要输球。航校学生吃的是遨游员的伙食,力壮身强,联大学生生活繁重,体质文弱,很难与他们相抗衡。

戏剧行为,不仅有学生进入,教学们也进入,原在校内演,自后到昆明剧院上演,颇有名气。话剧曾排练过《日出》、《萧索》、《北京东谈主》等剧,由闻一多先生导演,曹禺先生还进入了上演。话剧团是由南开一位姓高的同学负责组织而成的,多由栽培学生进入,名叫“联大剧艺社”。我在校时,话剧行为十分活跃,尤其是暑假技术,师生共同登台,在校表里很有影响。此外还有京剧上演,每年元旦都要上演节目。进入京剧班的同学以燕京大学转来联大的为多,他们大都是北平汇文中学毕业的,该校虽是好意思国教养学校,但素有喜好京剧的传统和习气。也曾上演的京剧剧目有《贺后骂殿》,颇受同学们的接待。演贺后的是联行家院教育系的女同学,扮相、唱功都很好;吴晓铃先生其时是助教,原是汇文毕业生,也进入上演,饰演高怀德,扮相超脱,一出场便博得了不少掌声。此外,还演过《捉放曹》、《四郎探母》等剧目,《四郎探母》中的铁镜公主是由北大中文系一位姓王的女同学饰演,唱起来幽雅入耳,颇能叫座。我牢记,1939年暑假,外文系一位教学曾编演了一个话剧,名为《野玫瑰》,荧惑一个女密探,上演后遭到了昆明栽培报刊和校内栽培学生的报复,不久便随风飘舞了。

为增多学生的学问,学校普通举办演讲会,邀请名东谈主、名教学讲演,同学们一般都去进入。讲演会的内容十分等闲,有古今中外文体、艺术、历史、宗教、神气等内容。我曾听过史学家雷海宗先生讲“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对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进行了一些相比。雷先生授课时不看书,口讲国语,但板书却写英文。其时听此讲演的学生有30多东谈主。我合计他讲的新见地未几。雷先生主若是对“泰西上古史”熟悉,讲得明晰,档次分明,受同学们接待。钱穆教学是北大历史系的,其时已小有名气,他讲的亦然“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的相比”。钱先生的学历是师范毕业,在中小学教过书,发表过著作,后为胡适所器重,保举他到燕京大学任讲师,后又转任北大历史系教学。他的作品有《先秦诸子系年》,为史学界所崇敬。他在讲演时说:“我对罗马帝国的学问如故来源于中学讲义,对秦汉知谈的多些。”骨子情况也确是如斯,他认为秦汉盛世相比高于罗马帝国,倒有些新的见地。

茅盾(沈雁冰)先生也到联大讲演过一次,题目是“演义的写法问题”,讲得浅易易懂,举的实例较多。其时的年青东谈主对茅盾作品都熱悉,知谈《子夜》、《三东谈主行》等名著。去听讲的学生有百东谈主阁下,都是爱好文体的后生。概况是战时联系,同学们有心文体的较少,与当初在北大听老舍讲演的盛况大不一样。“七七事变”前,老舍在北大第二院会堂讲演时,会堂表里挤满了东谈主,约有200之众,许多外校学生也到北大去听。徐悲鸿从国外游历归来,到联大讲演过。徐是画马名家,又曾在国外长期留居,装饰很不一般,笔挺西装,留着长发,颇有艺术家的仪态。徐曾在会上讲了对苏联的一些倡导,其时听讲的学生有100余东谈主,由于他是从校外请来的,同学们莫得建议谴责,也莫得提其他问题要徐解答。

在顾忌鲁迅先生灭一火3周年的时候,联大同学召开顾忌会,请魏立功先生讲演,题目是《鲁迅写旧诗》。魏曾是鲁迅的学生。魏先生对鲁迅所写的旧体诗先容得很详实,听讲的学生有数十东谈主。

联大还请“游击队之母”赵老妻子讲演过。赵老妻子是东北东谈主,她指令着以她的眷属成员为主干的游击队,在敌后对峙抗日,予以日本侵略者以首要打击。听讲的学生们好多,有数百东谈主,讲演齐备后,还和赵老妻子一齐照了相。

到联大讲演过的还有《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陆诒。他们先容国表里的神气,敌后根据地的情况,给子同学们不少战时学问;女诗东谈主林徽音以及上帝教南京主教于斌也都到校讲演过。

游览名胜遗址,是许多同学们的爱好。好多同学是朔方东谈主,来到了四季如春、得意美艳的昆明,十分可爱到公园、郊外游览。市内的翠湖公园是同学们常去之处。这里的公园不收门票,同学们清早常到那里念书,止境愜意。昆明郊外的名胜,要数滇池边上的西山。咱们北大历史系曾几次组织学生、教职员及学友去那里游览。西山龙门确是胜境,在那里可遥望宽广的滇池,水面上渔船、小轮船南来北往,真令东谈主心旷神怡。西山梵宇也很壮不雅,一般寺庙中佛像如四大金刚、哼哈二将等都有,但令东谈主奇怪的是一些玄教东谈主物也混在甚中,不知是何起因。昆明郊区的黑龙潭亦然一处名胜,这里有古代建筑,有唐松、宋柏,令东谈主发念念古之幽情。黑龙潭水深不见底,脸色黑碧。潭水边上建有石碑,纪录着明朝儒生薛尔望在清兵攻到云南时,率全家投潭而死,誓不降清的功绩。碑文中还纪录着薛尔望生前有一只爱犬果然也随主东谈主投潭而死的奇事。此外,还有距昆明东10余里的处所有一金殿,所有这个词这个词是用铜铸成,十分壮不雅。咱们还游览过石林,那里的石景之绝,令东谈主齰舌大天然的鬼斧神功。

(四)毕业生们

联大毕业生在其时享有一定声誉,一般的来说莫得休闲的。除其质地较高外,还因在抗战之时是用东谈主之际。每到毕业陌生派时,各省市都有来函要东谈主的。毕业陌生派在昆明、重庆、贵阳的较多,各行业都有,如新闻界、教育界、经济界、科技界等。清华地质地舆系的一些同学,抱着绽开故国矿藏的志在四方,去了新疆,其他省分或深远地区也都有联大毕业生。此外,还有些毕业生因嫌职责待遇低,而从事生意行为,比如在滇缅公路做生意,赚了不少钱。1940年以后,去好意思国留学造成一股空前的潮水,除清华公费生外,私费生占了大多数。这些东谈主有做生意获利去留学的,也有借款去的,还有一些达官贵东谈主的子女,天然更不在话下了。

联大任助教的毕业生不少,因抗战后,大学一年级学生都要学一年中文和外语,而抗战前则不需要这么。毕业生担任助教后,一二年便上讲台授课,这也和抗战前当了十多年助教不授课的老例不一样。在其时的待遇和物价条款下,助教生活是很繁重的,若要养家活命,还需到中学去兼课。其时流传着这么的话“什么最低廉?助教、邮票!”可见之一斑。

当中学教员的毕业生最多,在找工作时只需一位教学或是一位老同学先容便可。中学教员的待遇也不高,要想多挣钱,就要增多课时。牢记我在昆华女中教课时,每周要担任34小时课,每到上昼第四节课时,就合计肚子锇,腿发软,只是因那时年青,硬顶了下来。这么赚的钱拼凑可支撑生活,但一有病,就会堕入逆境。化学系有个姓贾的同学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员,自后得了肺病在昆明治疗,我和地质系的高助教护理他。他生病后不可职责断交了经济收入,药费又很贵,都是咱们匡助他筹借的。他的感情很不好,咱们屡次劝他省心静养也没灵验,自后他十分凄怨,竟跑到西山跳滇池而死。被生活所迫,落得晦气下场的同学并不仅此一例。

陶行知先生在昆明办过一个中华工作教育社,也曾先承诺多联大学生当教学。毕业生只消在该处填上一张表格,找一位教学当保证东谈主,即可得到工作。

总之,联大毕业生的前途是不成问题的,抗战技术莫得休闲的,这亦然联大毕业生不同于其他大学之处。旧社会有“毕业即休闲”之说,这是指一般学校毕业生而言,对清华、北大及自后的联大就不是这种情况。联大毕业生散播故国各地,有些到国外留学,卓有建立者不乏其东谈主,这里就不逐个论说了。大部分联大毕业生职责后仍保持了在校时的民主精神,在国民党总揽末期时的繁重环境中,不向败北政府折腰,不同流合污,仍积极栽培,武断职责,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出身。

学校生活

说到联大的学校生活,不可不先谈谈联大的校舍。1938年,联大初到昆明时莫得校舍,借了因轰炸疏散到乡下的农业学校、工业学校、昆华中学的校舍暂时上课、住宿。农业学校在昆明西郊大西门外,是新型的二层建筑,初时学生们住在教室里,自后为腾出教室上课,男生们移住城内的工业学校,女生到昆华中学,一些教职员则住在昆华师范的校舍里。学生们到农校上课往返要走二三里地。联大的校办公室也移到工业学校,直至新校舍盖好。牢记咱们住在工校寝室里,一间大房子住40东谈主,睡凹凸床,4个学生共用一张桌子。多数同学们到10点钟以后就睡了,勤奋念书的同学往往要到晚12时以后才睡。昆明情状四季如春,夜晚阴凉,40东谈主挤在一齐,虽东谈主多些,但因空气好,也并不感到难堪。

1939年暑假后,新校舍盖了起来,这里用编好的竹子外面抹泥作墙,顶上盖上茅草的省略建筑,另有一所能容纳2000东谈主的大藏书楼,亦然一样的质地。寝室与教室的房间莫得什么区别,每间都是一样大,教室中不外有黑板桌椅松手。课桌椅是北大式的,桌椅衔接。寝室中仍是住40东谈主,放20张凹凸双东谈主床。新校舍建在昆明西郊一派瘠土上,分南北两院,由一条公路离隔。南院主若是理学院教室和理科现实室,北院是学生寝室、藏书楼、文体院教室。藏书楼的范围很大,藏书丰富,神话清华大学的文籍简直全部运至于此。

新校舍盖好后仍是不够用的,借用了昆华中学的校舍作教室用。联大诞生师范学院后,又借了工业学校全部校舍当作该院的教室和寝室,院长黄钰生和教训长查良钊即住在那里。联大工学院则设在了拓东路旧盐行的房舍内。教职员大部分住在校外,昆明市内各处都有,相比集合的住地有朱自清教学等东谈主,住在昆华师范,郑天挺、罗常培等教学住在市内靛花巷3号,冯至教学、章川岛等东谈主住在才盛巷2号。还有些教学、助教们住在昆华中学。以后,由于空袭频繁,赵乃博、杨振声、冯景兰等教学迁到昆明北郊10多里的罔头村。此外,还有些教学住在隔邻的县里,如罗庸教学住在昆阳县,钱穆教学住在蒙自县。校委们特殊些,不与教职员住在一齐,蒋梦麟先生住在正义路邱家巷2号。

校舍固然省略而又分散,但是教职员和学生们心思是飞腾的,在优游之余,年青东谈主常在新校舍周围的草地上溜达,呼吸着郊外簇新的空气,唱着《咱们在太行山上》、《惟有那夜半歌声》等歌曲。

昆明虽是大后方,但是仍有日军飞机频繁侵略,给山青水秀的昆明和学校生活投下斗殴的暗影。一有日本飞机空袭,学生和教职员们就要跑到北山的防空壕去规避,因联大新校舍无防空诱导。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如故1938年秋的时候,日军9架飞机倏得空袭昆明,其时昆明并无准备,巫家坝航校飞机仓促应战。日机在昆明上空投掷炸弹,在昆华师范的联大也遭轰炸,有一学生被炸死。有一位联大的军训教官,带着他的小女儿,努力冲到学院门口要将校旗降下来,不幸与其女儿全被炸死。这位教官在危急时刻不顾个东谈主人命,其精神确凿令东谈主可钦可敬。侵犯昆明的日机自后被航校飞机打下一架,遨游员被生擒。新校舍建成后,也受到过日机轰炸,在男生寝室的外面院中,有一个池塘,即是敌东谈主炸弹炸出来的大坑,学生们常用池塘中的水洗脸洗衣服。

新校舍盖好后,我已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咱们从昆华师范搬到新校舍去住。各年级学生也都住在那里,东谈主多而且零散,环境并不十分令东谈主舒坦。昆明多雨,校园内普通泥泞不胜,而一朝天晴,又常是尘土飞扬。南北两院都唯有一条煤渣铺的路还好走。昆明蚊子越过之多,越过之大,一朝被叮咬,常易患疟疾。咱们这些学生生活再艰巨,也要买一顶蚊帐。牢记我其时仅能买顶小蚊帐罩住头,身上只好盖住被子来起义蚊子的叮咬。好在昆明非论冬夏夜晚睡眠都要盖被,因此在昆明的几年中我竟奇迹般地莫得得疟疾。

学生们的生活是很贫困的,多数辨别家乡,被战乱艰涩计议,无经济来源,靠借钱、卖东西和助学金支撑学习生活,巧合还要专揽业余时候或假期,到中学代课。有的作念工挣点钱。学生们的着装也十分简朴,多数是穿黄布制服和长衫,少数境况较好的学生穿西装。女学生简直一律是长衫,皮鞋。教职员穿着较好,一般是西装、呢料中山服,或长衫马褂。初到昆明时,物价很低廉,市集上鸡、鱼、肉类、蔬菜十分丰富,咱们每东谈主每月花七八元就能吃得很好。学生们集体在饭厅吃饭,每天有2名学生纪律值日买菜,由伙房去作念。由于同学中朔方东谈主较多,对昆明一天三顿都是大米饭吃不惯,早饭就保留了大米粥。1940年,物价高潮后,就不可普通吃到鱼肉了。一个星期的伙食都要由值日买菜同学仔细权谋,偶尔吃到鱼肉,同学们便欢笑地说:“打牙祭了。”教职员们的生活亦然如斯,开始酬金够用,生活可以,以后受到加价影响,生活便一天不如一天了。

战时昆明估衣铺好多,联大学生常到那里买些旧一稔来穿,快毕业的同学往往买一套半新西服,因为快职责了,穿得太破是让东谈主轻蔑的。学校的墙上时时贴满了卖东西的缘起,从衣服到书都有。缘起上并不说卖,而是称“出让”某某东西。这亦然同学们为贬责一时经济艰巨无奈之法。到中学兼课的学生不仅劳累,而且受东谈主盘剥。我毕业后在天南中学教书时,那里的教员简直都是联大学生兼任,校长常恣意扣克他们的薪水,只按钟点发薪,寒暑假一律扣除.而教学骨子待遇是假期也照样发薪的。这些学生又要上课,又要教课,交游奔忙,十分繁重。我在联大上学时,曾在暑假去农学院农场干活,还曾和同学到昆阳县山中给东谈驾驭木料,挣了一些钱。

生活繁重容易隐忍,长期和家东谈主辞别,音问难通,却是令东谈主不得意的。朔方同学给家里寄信,只可写在南边做生意、体魄健康等类的祥瑞家信,而要收到覆信往往要三个星期阁下。太平洋斗殴爆发后,通讯更加艰巨,我有两封家信,一封在路上走了半年,另一封赛跑了1年3个月!同学们最盼愿的就是得到家中的音问,得知家东谈主祥瑞,一朝收到信,便喜不自禁,欢笑异常。杜甫诗中“燃烧连三月,家信抵万金”,就是同学们感情的真实写真。

生活固然苦,但同学们仍能克服艰巨,努力学习。当今回顾起联大学校生活各样,便充满了对后生期间的耐劳耐劳、勤奋进取精神的悼念。

西南联大存在固然只是8年,但它的作用是不可淹没的。如今,联大不少毕业生仍在故国各条阵线上勤奋职责,其中不少东谈主成为知名学者、大家,为故国开发作出了积极孝敬。